以尽此义务之道，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，而使后人循其理、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

也。史乎！史乎！其责任至重，而其成就至难！”这是表明，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

作用，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，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，即“循

其理、率其例”而表现出来。这是“新史学”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。

关于“史学与他学之关系”。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，也是“新史学”的特点

之一。梁启超认为：“地理学也，地质学也，人种学也，言语学也，群学也，政治学也，

宗教学也，法律学也，平准学也（即日本所谓经济学），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。其他

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、心理学、论理学、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、物

质学、化学、生理学，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，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！

取诸学之公理公例，而参伍钩距之，虽未尽适用，而所得又必多矣。”他在《中国

史叙论》中，讨论了地理学、人种学、年代学、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；在《新史

学》中，有“历史与人种之关系”、“论纪年”的专题。举例说来，他强调“地理与历

史，最有密切之关系”，诸多论述，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；他论“历史与人

种之关系”，则多据康德学说。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，即便在当时来看，有